读懂中国道路，关键在于读懂驾驭资本的现代性逻辑

1978年以来，我们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是这一时期的奇迹和重要的全球变革，也被广泛视为为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中国道路既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又担负着为人类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时代使命，其世界意义越来越得到彰显。对于中国学者而言，阐释好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现实逻辑和未来走向，用中国特色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马克思将资本（或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标示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一部资本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是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国道路一方面承认和利用“资本的文明面”；另一方面防控和驾驭资本，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和人的发展，以一种“扬弃”的方式，超越了资本现代性逻辑，形成了一条成功的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读懂中国道路，关键是读懂其驾驭资本的现代性逻辑。

驾驭资本：利用资本与规制资本并举

中国道路的起点和显著特征是改革开放。改革的核心就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开放的关键就是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特别是资本全球化过程中去。总体说来，“驾驭资本”是中国道路的显著特征之一。“驾驭资本”是指运用各种力量，使资本运行、资本逻辑服从社会主义和人的发展，包括了利用和引导资本、防范和规制资本两个维度。驾驭资本的实质就是要发挥资本的正面作用，规避或尽可能降低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道路是一条利用资本（以及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路。现代性社会基本逻辑就是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当然它不仅仅指资本主义社会，也包括了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当代中国，两者都需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发展。现代性文明的表现则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现代性文明的本质是物的依赖性，也就是资本的支配原则，它带来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现代性社会无法摆脱“物”的逻辑，因为人的发展需要通过“物”的逻辑来实现。资本是生产的主体，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也是配置资源有效的方式。中国道路的成功之处在于破除了反资本的苏联模式，不断承认、利用和引导资本。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道路不断将资本、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等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库”中剥离出来，将它们中性化、工具化。在制度层面，中国道路不断改革单一的公有制，承认非公有制的合法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终确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主张资本必须参与分配，建立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保障。在实践层面，总体来说，就是培育和发展国内民间资本，充分引进国际资本。

第二，中国道路是一条规制和驾驭资本（以及以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以服务于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资本的本性是狭隘的，它建立在对劳动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不断追求利润化。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人口相对立的”。以资本为高原则的社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等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道路必然在理论上对资本持批判态度。当然，这种“批判”决不是抽象否定，而是“澄清前提、划定界限”。所谓“澄清前提”，就是要回答中国道路以什么作为社会发展的高原则。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资本、市场经济，而在于以什么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高原则。以资本为本的是资本主义，以社会为本、以人为本的是社会主义。中国道路承认资本，是经济上的承认，决不是整个社会生活意义上的承认。所谓“划定界限”，就是要明确资本运行、资本逻辑作用的范围和界限。资本的界限简单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是“效果界限”。驾驭资本就是引导其发挥正向效果，这个“效果界限”就是“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二是“范围界限”。资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力和实现自我增殖，必然尽一切可能使自身转化为其他权力形态，尤其是政治权力。中国道路要运用各种力量把资本力量、资本逻辑限定在经济领域内，防止资本向政治、社会、精神等领域的渗透与入侵，防止资本逻辑的过度滥用，使资本在国家意志、法治和道德等基础上运行。前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要求，正是对驾驭资本的政治表达。

超越了西方现代性逻辑

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模式，呈现出资本现代性逻辑。以驾驭资本为显著特征的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资本现代性逻辑，并在这样的超越中，积极呈现出中国道路的独特现代性逻辑。

，从发展理念看，中国道路超越了以资本为主导的发展逻辑，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逻辑。资本增殖逻辑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导逻辑、根本目标。中国道路超越了资本主导劳动的逻辑，坚持劳动主体论，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把解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现代性发展的主线。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而非以资本为本）构成了处理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矛盾的高原则。

第二，从现代化的动力及作用模式看，中国道路超越了单一的资本驱动模式，构建了资本—国家—劳动（人民）的三元主体相协调的驱动模式。西方现代化本质是资本主导驱动的模式，用资本逻辑统摄生产和社会生活逻辑的作用模式，推动社会发展。作为后发型现代化，中国道路突出了国家权力在现代化开启阶段的动力作用。在现代化的诸多力量作用机制上，国家权力不仅起着“动力机制”的角色，它和劳动力量（作为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人民群众）还必须起着像波兰尼所说的“反向运动”的作用，也就是对资本、市场经济不断扩张而起着平衡和牵引作用。中国道路超越了“大市场—小政府”的模式，构建起“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新模式。

第三，从现代性的社会维度看，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两极化的社会对抗的现代性模式，建立了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和谐模式。在资本主导的现代性下，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阐述资本的回报率总是高于工资的增长率，证明了贫富分化在当代的客观趋势。此外，社会撕裂、阶级冲突与贫富分化相伴而行。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未来社会的“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中国道路坚持了以劳动者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生产逻辑。中国道路运用国家权力驾驭和引导资本，国家权力是资本—劳动之间的重要平衡力量，国家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力量）可以引导剩余价值的分配与使用，使得剩余价值以民生建设等公共利益形式回归劳动者自身，实现人的发展。中国道路还可以运用体现政府意志的经济力量的公有资本，来确保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生产逻辑。

第四，从现代性的“品性”角度看，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对内掠夺、对外殖民的扩张之路，开启了和平发展的大国崛起之路。西方资本现代性的“品性”本质上是暴力的、反和平的，它建立在“霸权逻辑”基础上，其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对劳动、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二是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与掠夺；三是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斗争。中国道路的“品性”是和平主义的。中国奇迹背后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而非西方式的掠夺与殖民。中国道路不仅在起步阶段，而且在成熟与发展阶段都是和平主义的。中国道路超越了“国强必霸”逻辑，为民族国家的和平崛起、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中国方案。近些年，我们倡导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第五，中国道路超越了“发展-依附”、“贫困-独立”的抽象二元论，开创了“发展-独立”型的现代化之路。长期以来，现代性一直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性的代名词”。落后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只能做“两难选择”：一是走西方道路实现现代化，在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体系中实现“依附性发展”；二是与资本全球化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完全脱钩，实现封闭性的、低层次的发展。中国道路的成功打破了这一困境：一方面，中国道路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之路，它谱写了现代化的中国奇迹；另一方面，中国道路摆脱了国际资本主义的依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当代中国不仅避免了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属，而且实现了自身从世界边缘到世界舞台中央的“力量转移”。中国道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